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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郑茜：从“胡服骑射”到“雅歌儒服”，“远方之人”如何成为中华文化共同缔造者？

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作出了“吾欲胡服”的重大决定。但王室的非议之声随即响起，十分尖锐：“今王舍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

这个指责出于“华贵夷贱”的内在逻辑，但却站在“教”与“道”的角度，占据了思想文化制高点。赵武灵王的回应是从现实主义立场出发，认为“胡服骑射”必将“利其民而厚国也”，用民生社稷的利益来为自己作辩解，着眼点是国家前途的战略大局，显示出的政治高度同样不可置疑。

此后，赵武灵王进行声势浩大的改革，着短装、束皮带、用带钩、穿皮靴，一举建立起中原历史上第一支以骑兵为主体的军队，用赵国军威大振、国势大盛来为2300多年前的那场思想文化辩论作了一锤定音的了结。此后，历史上再未响起过对于“胡服骑射”的质疑，显示出历史现实主义的价值共识。而千年之下，“胡服骑射”的故事不断被后人重述，逐渐成为中华民族在回望自身历史时一个不能不讲起的故事，成为中华文明在梳理自身发展逻辑时一段不能不书写的章节。

那么，“胡服骑射”到底隐含着怎样的中华文明内在逻辑？

站在春秋战国的历史背景看，“胡服骑射”逆向开启了文化的开放性格局，那就是华夏对夷狄的开放，中心对边缘的接纳；它在历史现实主义的场景下激发出华夷之间的互鉴、互参、互化，引发了“华化”与“夷化”的双重变奏。

站在中华历史的整体视野看，“胡服骑射”则塑造了中华文化内部的包容性政治文化心态，奠定了一个悠久而牢固的思想文化传统，那就是兼容并蓄、互鉴融通。

“天下”是一个不拒绝“他者”的开放体系

“胡服骑射”六百年后，中华历史上演了一场“五胡入华”的大戏。但有意思的是，在十六国争相拥挤上场的纷乱情景背后，历史却演绎出另一条故事线，即五胡纷纷自觉或不自觉地完成了文化转型，实现了定居农耕化，几乎毫无例外地接受了中原文化传统，最终大部分融入了华夏。

其中，北魏孝文帝是这一时期“以夏变夷”变革浪潮的激进引领者。他着手制礼作乐，用华夏典章重构北魏政治文化，用“黄帝裔胄”重述拓跋鲜卑的历史记忆。于是，弦歌马上、短衣骑行的北方游牧者，变成广袖飘飘、峨冠博带的儒生士大夫，演出了一曲“雅歌儒服”的史诗大剧。《洛阳伽蓝记》记录了一则有趣的故事：南朝将领陈庆之从江南出使北魏，以为一旦跨过长江，就将见到一个在“夷狄”统治下沦为一片“荒土”的文化沙漠；但走进洛阳，眼前的情景让他大为震惊，鲜卑人治理下的城市，竟然“礼仪富盛，人物殷阜”。他不由得感叹：“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

这样，“雅歌儒服”就让我们看到了一场跟“胡服骑射”方向相反的文化大开放，这是“夷狄”对于华夏的主动投入，是华夏对于“夷狄”的强大引力。而这种引力并非偶然，它源自于华夏文化的一种内生特质，可远溯西周形成的“天下主义”观念。在儒家看来，华夏居中、四夷相环的五方格局，构成了一个共同的“天下”；在“天下”之中，华夷之别的界限并非由血缘、世系、族类来划定，而是决定于是否认同和实践中华文化。

所以，“天下”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不拒绝“他者”。许倬云先生说过，在中国文化之中，“没有绝对的‘他者’，只有相对的‘我者’”。正如那些突入长城的鲜卑人，在成为“衣冠士族”后，他们充满自信地宣称自己是中华文化的正统继承者，毫不怀疑地将自己的王朝列入中华序列。所以，“天下”就像是一个无远弗届的同心圆，从边缘进入中心的道路敞开无碍。这样，“天下主义”观念就铸造出了华夏面对四夷的无限开放性和无穷吸引力。正是因此，在中华历史进程中，周边民族融入华夏的频密度难以精确计算。

“胡服骑射”和“雅歌儒服”中的双向式隐喻

这样，我们就从“胡服骑服”和“雅歌儒服”之中，看到二者共同构成的中华文化双向式开放格局——自内向外的开放与自外向内的接纳。这就像是一个互化相生的太极，拥有将各个文化端点摩荡相激、融鉴相生的强大机制，它使文化的内部始终郁郁生动，生机勃勃；使文化的外向始终吐纳自新，海纳百川。

中华文明没有外向的扩张性和侵略性，为何却能在内聚式、内向性的发展中，始终保持自身血脉畅通，没有陷入文化运行的阻滞和静止？这样一种独特的文化基因，就藏在“胡服骑射”与“雅歌儒服”的经典叙事中。

中华历史历经数度南北对峙和分裂，为何却总能再度聚合，一次次重新走向更高水平的统一与更紧密的结合？这样一个神奇的历史密码，也藏在“胡服骑射”和“雅歌儒服”中的双向式隐喻中。

正如魏晋南北朝所展现出的大结局——在分裂的岔路口徘徊300年后，中华历史最终愈合了分裂的创口，再造了隋唐更加强大的统一，扩展了文明更加丰富的内涵。而那些由北方民族建立的王朝，则成为中国历史不可缺少的一环。它没有因为不同民族成为统治者而割断传统，而是让远方之人纷纷变成了中华文化的共同缔造者和共同所有者。

流贯古今的民族文化交融互鉴光谱色系

中华历史奠定的往复流注的文化交融机制，促发了历史上频繁浩大的民族交往交流。费孝通先生曾经深感用“一地一族”难以解释中国民族的诸多现象，为突破这一长期的理论困境，他提出了“民族走廊”的学术概念。观察这些走廊的人文地理，能够清晰地看到一个流贯古今的、民族文化交融互鉴的光谱色系。

比如，在过去数千年时光里，游牧的氐羌从西北出发，一路南迁；躬耕稻作的百越从东南而来，向西移行；种植旱地的三苗从中南、云贵移动，逶迤西来。他们在藏彝走廊上相遇，几种文化在狭长的西南高山狭谷地带浩荡汹涌地碰撞交流。仅就衣饰而言，制皮赶毡原是氐羌发明的，棉麻织锦本是百越拥有的，挑花刺绣则是三苗精通的。而千百年之后，曾经游牧的羌人变成了最好的刺绣专家，羌绣现在成为国家级非遗；曾经斑衣彩裙的苗人学会了用披毡抵御高原风寒，大花苗的羊毛披毡上织着祖先迁徙的路线图。作为百越后代的侗族所佩戴的冠状银饰，以及密裥碎折的百褶裙饰，则与苗族高度相似，三苗与百越的后裔到底是谁影响了谁？尤其是，从西北高原迁徙而来的游牧人后裔哈尼族，在与种田的百越相遇后，竟然用1000多年工夫把自己变成最有耐心的农民，将整个哀牢山半山腰精雕细琢成“哈尼梯田”，这个举世无双的农业奇观成为令全体中华民族骄傲的世界文化遗产。

“胡服骑射”与“雅歌儒服”的双向叙事，交织出中华文明的独特历史逻辑：开放共享，交流互鉴，美美与共，亘久坚固。(完)

作者简介：

郑茜，中国民族博物馆副馆长。近年来主持“‘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史’实物表征体系研究”“民族文物价值体系建构研究”等课题，提出“中国博物馆人类学”学科建设构想并构建研究平台，引进并主编“博物馆人类学经典译丛”；始创“中国民族志电影双年展”与“中国民族影像志摄影双年展”系列工程；牵头策划组织《何以中华——一百件文物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记忆》《传统@现代》等精品展览；出版《中国民族与宗教》《边缘叙事》等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