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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这个大众所熟知的身份外，“老先生”陈来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身份——冯友兰的学术助理。

20世纪80年代，陈来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读书时，曾师从张岱年和冯友兰。几年后，博士毕业，他遵从系里安排，为冯友兰先生提供学术帮助。这工作一干就是5年，直至1990年冯友兰去世前，陈来都常伴其左右。

最近，中国文化书院、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联合举办“汤一介当代学人讲座”，在北京大学开启首讲“阐旧邦以辅新命——冯友兰先生的学术宗旨与精神境界”。在讲演中，陈来不禁感叹：“我治学的眼界、胸怀，以及看问题的高度能得到进一步提高，不是在课堂上能学到的，是我给冯先生做助手这几年学到的新东西。”

而从哲学研究的角度来说，冯友兰一辈子都在思考中华民族的命运和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问题。

　　冯友兰雕塑。

让我们把时间线拉回1983年，这一年冯友兰88岁。为庆贺生辰，他特意题了一副新对联，上联为“何止于米相期以茶”，下联为“心怀四化意寄三松”。冯友兰把这副对联挂在了家中书房的东墙上。“意寄三松”，是指冯友兰在北大燕南园的居所名为“三松堂”；“心怀四化”则表明他对祖国现代化事业的关注。

5年后，1988年春夏间，陈来自海外归来，去探望冯友兰。冯先生见到陈来，稍事寒暄，紧接着讲道，“我近来换了一副对联”，说着手便指向东面。陈来顺着他的手看去，果然，东墙上的对联已经换了一副新的，“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墨黑的几个大字跃然纸上。

这副对联写于1988年2月，直至冯友兰逝世，再未换过。

仔细说来，这副对联讲的是冯友兰晚年对中国哲学与时代的学术思考与生活志向。按他自己的话说，“上联说的是我的哲学史工作的意义，下联说的是我的自我修养的目标，这两句话，是我的自勉之辞”。其中，对联中的“旧邦”“新命”出自《诗经·大雅》“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此先，冯友兰曾在不同场合，数次提到过这句诗。1980年，冯友兰首次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自序里提到“旧邦新命”的概念。他说：“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我时常想，在世界上中国是文明古国之一，其他古国，现在大部分都衰微了，中国还继续存在，不但继续存在，而且还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国是古而又新的国家。《诗经》上有句诗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旧邦新命是现代中国的特点。我要把这个特点发扬起来。”

1982年，哥伦比亚大学授予冯友兰名誉文学博士学位。在仪式上，冯友兰再次讲道：“我经常想起儒家经典《诗经》中的两句话，‘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就现在来说，中国就是旧邦而有新命。新命就是现代化，我的努力是保持旧邦的同一性和个性，而又同时促进实现新命。”

应该说，此时的“阐旧邦”，不再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哲学史》的“释古”。这个“阐”写出他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的体会，以便在新的时代，中国能够保持文化上的同一性（identity）。

由此观之，冯友兰的哲学工作，从来都是时代的产物，与时代和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但不同时代冯友兰给自己提出的目标和宗旨有所不同。

在抗战时期，冯友兰在《新理学》的自序中写道：“以期对于当前之大时代，即有涓埃之贡献。”《新世训》自序中也提出：“我国家民族方建震古烁今之大业，譬之筑室。此三书者，或能为其壁间一砖一石欤？”

当时的冯友兰是如何阐释自己的工作意义的？对此，《新原人》自序对此有明确表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哲学家所应自期许者也。况我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明内圣外王之道者，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太平，我亿兆安身立命之用乎？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这表明冯友兰在20世纪40年代对于他的工作意义有明确的自觉，也就是说，他作为哲学家对民族大业的“涓埃贡献”，是从哲学的高度探讨国家治平的方向和为国民提供安心立命的资源。

“文革”开始后，冯友兰对自己的期许不再有张载四句的“四为”气概。此时，他心向往之的，就学术而言，是“阐旧邦以辅新命”。但冯友兰并不企图为现代化的中国提供一套正统哲学，这一次，他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准备”，而非“建构”。

冯友兰说：“通观中国历史，每当国家完成统一、建立了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各族人民和睦相处的时候，随后就会出现一个新的包括自然、社会、个人生活各方面的广泛哲学体系，作为当时社会结构的理论基础和时代精神的内容。”

“中国今天也需要一个包括新文明各方面的广泛哲学体系，作为国家的指针。”但冯友兰并不认为他自己应构造这个中国今天所需要的哲学体系，他只是希望为这个广泛的哲学体系准备材料、铺设道路。

在他看来，中国需要这样一个哲学体系，但这一体系还未产生或还未完成。冯友兰提出：“马克思主义有三个来源，其一是德国古典哲学。为现代中国服务的包括各方面的广泛哲学体系，会需要中国古典哲学作为它的来源之一吗？我看，它会需要的。”

进一步来说，冯友兰认为他为“新命”所能做的，不是为中国哲学的发展定基调，也不是为中国哲学的发展预制部件，而是为中国哲学的发展提供营养品。所以，《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意义，不仅是哲学史的，还是哲学的，不仅是过去的历史的叙述，还是未来的哲学的营养。他说：“我所能做的事就是把中国古典哲学中的有永久价值的东西，阐发出来，以作为中国哲学发展的养料，看它是否可以作为中国哲学发展的一个来源。”

冯友兰在他逝世的前半年，自拟了一幅95岁的预寿联，曰“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这是他在晚年巨著《中国哲学史新编》即将完成之时，对自己一生学问所作的总结。

三史、六书凝结了冯先生一生的思想学术。三史与六书虽然各为史论，三史之间的跨度也达50年之久，但其间始终贯穿着他一贯的强烈的文化信念，这就是“旧邦新命”的观念，这一观念既是文化信念，又是政治信念。

事实上，“旧邦新命”讲的是“中华民族的现代复兴”，也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生命特性在哲学家观念中的提炼。这一主题是和中华民族在整个20世纪中从挫折中奋起的历史、和中国文化作为世界最悠久的文化从失落走向振兴的历史、和中国作为民族国家从前现代走向现代化的奋斗历程紧紧相连的。

默然而观冯友兰，他始终把自己和民族生命与民族文化的兴亡连为一体，从哲学角度思考中华民族生命特性，呈现出一个真正具有“中国特色”学者的生命形象。

（根据中国文化书院、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汤一介当代学人讲座”首讲“阐旧邦以辅新命——冯友兰先生的学术宗旨与精神境界”写作）